一要重修养。要坚守信念,把握方向,不忘初心,胸怀大志,保持严肃生活态度,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树立良好家德家风,做好自己,诚信待人,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要勤读书。读书使人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开拓视野、陶冶情操。读书给人以智慧,给人以思想,让你成熟,让你达观,使你从无知到有知,从有知成为智者。
三要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红灯的限制,就没有绿灯的畅通。要守住生活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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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的构成因素
1、品德是人之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品质
德性伦理学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为了兴旺发达、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可见这种品质是人类幸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
在什么是“人”,人(Person)与物(Things, belongings)、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孟子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这段话应当有两层涵义:作为道德品质的仁、义,是人禽的关键界分。这是非常明确的。同样明确的是,“由仁义行”,是由仁义之心出发,是由仁义的内在品德生发而行动,“非行仁义也”,是说这样行为并不是遵守仁、义的“规范”和“要求”去做,而是“基于道德本心或良知所行的仁义,这也印证了“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一说。
“圣人,与我同类者”、“舜,人也;我,亦人也”。朱熹说:“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论语集注》卷四)孔子用比喻的方式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论语·宪问》)不是称赞千里马的力气,而是称赞它的品德,说明君子以“德”为首,“才”则居其次。理想的人格品质,在孔子看来是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志与品质。
仁义品德,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孟子就多次强调:“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2、品德是倾向、性情(disposition),表征稳定的个性状态
品德、品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在实践中养成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看到,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它是由习惯养成而获得的品性、品质,但品德并不只是“习惯”,不只是一种机械程序,它的涵义要丰富得多。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发展出一种特质需要做具有这种特质的品性的行为,只有做了公正的行为,人才能把公正感慢慢地灌植入他自身,做公正之事的习惯会帮助我们打造成公正之人。这种实践,是要不断地重复这类的行为而内化,德性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由做公正的事而成为公正的人,这一论述,表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当代伦理学所提出的“做”(doing)与“在”(being)的尖锐区分,亦即不存在“做(什么事)”与“是(什么人)”在“如何行动”与“生存状态”之间的鸿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二者是相贯通的。
品德是一个人的状态或性情(disposition)。如果一个人是慷慨的,那么他就有一类特定的品性,他在性情上,亦即习惯地和可以信赖地,是慷慨的。德性要求,作为一种品性,为了正当的理由做正当的事情而没有严重的内心不情愿的反抗,以这种方式来发展你的品性。
比如,你是全心全意地慷慨,公平地行动而决无反悔等等,这才是源于品性的好的行动的真实动因。正如安娜斯所说,德性是承载了伦理价值(如公道与仁慈)的品质。因为这些性情是我的,它们是我生存的方式,是我的品格,我的特质,它们使我以特定的方式过自己的整体的生活,因此,思考德性就引向了思考我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
这种性情要化为内心的一种内在品质。孔子看到卫灵公薄德厚色,发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叹(《论语·子罕》),他希望好的品德就如生而俱有的本性一样,达到“好好色,恶恶臭,诚也。好德如好色,斯诚好德矣”(朱熹《论语集注》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