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至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才是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术落后的真正原因。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
扩展资料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
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但后期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使许多人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思想这是八股取士，不是科举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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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10-26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选士制度，科举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科举制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存在1300多年，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
科举制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到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
中央集权制的大趋势。经过层层的考试选拔，相对提高了封建官吏的文化素养，从而保证了封
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科举考试，士子获得了参政的机会，
打破了士族地主垄断统治权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统治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相应地扩大
了统治基础；科举制便于笼络人心，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有助于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也
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者极为重视科举制的原因所在。
(二)使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
科举制的出现，把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
则的途径。科举制通过一定的考试内容、方法来取士，这就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具有一定的
文化修养，从而迫使人们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在客观上起到了刺激学校教育发展的作用，形成
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人们为了参加科举
考试，就必须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从而巧妙地将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地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
中，重新将人们的思想统一于儒学，结束了思想混乱的局面。统一的科举考试内容必然促使教
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而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又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科举考试中设
有明法、明算、道举、武举，还有名目繁多的制科，这就扩大了人们的知识范围，对于扭转封建教
育中重文轻武、重经学轻科学的现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使选拔人才较为公正客观
科举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考试有_定的内容，分级进行考试，不同
的科目采用不同的方法，为确保考试的公正合理而建立的一系列防范措施，比以前任何一种选
士制度都更为公正客观，这对以后考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科举考试重视考生的学
识和才干，而不是出身和门第，容许平民子弟参加。进士科考试重在考诗赋和时务策，这比单纯
地要求背诵经典，较有利于检验人的才能。与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相比，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
吏的中国科举制，远远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西方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逐步推行文官考
核制
科举制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科举制从隋唐到宋朝
期间，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到了明清时期，消极作用就日趋明显，最终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而被社会所淘汰。科举制的消极作用表现为：
第一，国家只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教学活动
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完全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学校
生徒离散，校舍陈旧，学业荒芜，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
冲击作用。
第二，科举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科举制有一套完备的考试制度，表面看起来似乎是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试也很公正客观，但实际上能否录取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况
且命题和评分的标准也不尽一致。评分时，主观随意的因素往往影响着评分的客观性。人们为
了通过考试，采取种种手段，串通考官；考官或受贿赂，或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考前就有了录取
的名单，因而科举制也并非完全以学识才能取人。科举制只是进身的一条路，并不是做官的唯
一途径。然而出身寒门的广大知识分子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希望达到做官的目的，这就诱使广
大知识分子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而走科举之路。所以诗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通过科举制，统治阶级欺骗和笼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其思不出儒经，终身沉浸于科场，将聪
明才智消耗殆尽而别无他求。
第三，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著作以及华丽的
诗赋，考试的方法迫使人以死记硬背为主。学校教学的安排又是围绕着科举制来进行的，结果
便导致了学校教育中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
气。这种风气也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广大的知识分子终日埋头于经书，不注重研究现
实问题以及自然科学；重视书本知识，轻视实践活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窒息了思想的活
力；形成了重权威轻创新，重继承轻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依附性强而独立性弱的性格特征。另外
科举取士的名额太少，竞争十分激烈。为了跃龙门而出人头地，有的士子便不择手段地通关节、
走后门，甚至出卖自己的人格、良知。在科举制的影响下，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
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读书观、学习观，造成人们对读书学习的异
常态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等便是这种畸形读书
观、学习观的真实写照，这种思想长期阴魂不散，支配着一些人的头脑。
响。科举制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存在1300多年，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
科举制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到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
中央集权制的大趋势。经过层层的考试选拔，相对提高了封建官吏的文化素养，从而保证了封
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科举考试，士子获得了参政的机会，
打破了士族地主垄断统治权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统治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相应地扩大
了统治基础；科举制便于笼络人心，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有助于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也
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者极为重视科举制的原因所在。
(二)使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
科举制的出现，把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
则的途径。科举制通过一定的考试内容、方法来取士，这就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具有一定的
文化修养，从而迫使人们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在客观上起到了刺激学校教育发展的作用，形成
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人们为了参加科举
考试，就必须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从而巧妙地将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地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
中，重新将人们的思想统一于儒学，结束了思想混乱的局面。统一的科举考试内容必然促使教
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而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又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科举考试中设
有明法、明算、道举、武举，还有名目繁多的制科，这就扩大了人们的知识范围，对于扭转封建教
育中重文轻武、重经学轻科学的现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使选拔人才较为公正客观
科举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考试有_定的内容，分级进行考试，不同
的科目采用不同的方法，为确保考试的公正合理而建立的一系列防范措施，比以前任何一种选
士制度都更为公正客观，这对以后考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科举考试重视考生的学
识和才干，而不是出身和门第，容许平民子弟参加。进士科考试重在考诗赋和时务策，这比单纯
地要求背诵经典，较有利于检验人的才能。与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相比，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
吏的中国科举制，远远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西方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逐步推行文官考
核制
科举制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科举制从隋唐到宋朝
期间，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到了明清时期，消极作用就日趋明显，最终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而被社会所淘汰。科举制的消极作用表现为：
第一，国家只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教学活动
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完全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学校
生徒离散，校舍陈旧，学业荒芜，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
冲击作用。
第二，科举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科举制有一套完备的考试制度，表面看起来似乎是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试也很公正客观，但实际上能否录取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况
且命题和评分的标准也不尽一致。评分时，主观随意的因素往往影响着评分的客观性。人们为
了通过考试，采取种种手段，串通考官；考官或受贿赂，或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考前就有了录取
的名单，因而科举制也并非完全以学识才能取人。科举制只是进身的一条路，并不是做官的唯
一途径。然而出身寒门的广大知识分子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希望达到做官的目的，这就诱使广
大知识分子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而走科举之路。所以诗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通过科举制，统治阶级欺骗和笼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其思不出儒经，终身沉浸于科场，将聪
明才智消耗殆尽而别无他求。
第三，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著作以及华丽的
诗赋，考试的方法迫使人以死记硬背为主。学校教学的安排又是围绕着科举制来进行的，结果
便导致了学校教育中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
气。这种风气也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广大的知识分子终日埋头于经书，不注重研究现
实问题以及自然科学；重视书本知识，轻视实践活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窒息了思想的活
力；形成了重权威轻创新，重继承轻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依附性强而独立性弱的性格特征。另外
科举取士的名额太少，竞争十分激烈。为了跃龙门而出人头地，有的士子便不择手段地通关节、
走后门，甚至出卖自己的人格、良知。在科举制的影响下，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
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读书观、学习观，造成人们对读书学习的异
常态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等便是这种畸形读书
观、学习观的真实写照，这种思想长期阴魂不散，支配着一些人的头脑。
第2个回答 2015-10-09
积极影响：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
消极影响:有利于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到了明朝，八股取士，使得读书人不讲求实际学问；清朝，由于文字狱的影响，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古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消极影响:有利于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到了明朝，八股取士，使得读书人不讲求实际学问；清朝，由于文字狱的影响，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古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3个回答 2011-10-21
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关键时段，而某些特殊日子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可能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年前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今年不仅是废科举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科举制废止整整100年后的今天，在此千载一时和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而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全面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1 “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惓惓若此”。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80年间，只有4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4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动乱年代，除了后梁有3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2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500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包括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韩国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 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作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作出决断。在1300年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梁章钜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中国社会的选才制度。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1905年9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 “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从1898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1905年9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1911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1905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中国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
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有点乱了套。虽然统治者还想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了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等，科举制几乎是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废的征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故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
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因此，立停科举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谕准。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
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连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逆料。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他于1906年1月，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严复自称为“浅学微识者”，但他的论断其实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
3 一百年后的历史思考
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历史上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而且，对彻底废止一个延续1300年且影响重大的科举制，即使是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100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更为明晰全面。
作为一种选材制度，科举制的连续性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曾几何时，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绕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后来梁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我倒认为，从考试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性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当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亨廷顿曾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了。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东西。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事先对规则做出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强制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制度，它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到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
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10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能更客观、更全面。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今年不仅是废科举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科举制废止整整100年后的今天，在此千载一时和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而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全面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1 “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惓惓若此”。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80年间，只有4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4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动乱年代，除了后梁有3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2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500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包括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韩国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 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作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作出决断。在1300年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梁章钜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中国社会的选才制度。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1905年9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 “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从1898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1905年9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1911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1905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中国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
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有点乱了套。虽然统治者还想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了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等，科举制几乎是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废的征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故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
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因此，立停科举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谕准。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
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连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逆料。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他于1906年1月，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严复自称为“浅学微识者”，但他的论断其实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
3 一百年后的历史思考
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历史上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而且，对彻底废止一个延续1300年且影响重大的科举制，即使是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100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更为明晰全面。
作为一种选材制度，科举制的连续性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曾几何时，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绕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后来梁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我倒认为，从考试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性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当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亨廷顿曾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了。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东西。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事先对规则做出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强制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制度，它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到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
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10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能更客观、更全面。
第4个回答 2011-10-21
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谓是历史悠久。
创置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外重大改革。它适应了庶族地主阶级兴起的历史趋势，为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加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封建朝代所沿用，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和隋朝以前的选官制度相比较，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创置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外重大改革。它适应了庶族地主阶级兴起的历史趋势，为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加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封建朝代所沿用，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和隋朝以前的选官制度相比较，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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