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长沙,还是明王朝的一个藩封重地。从朱元璋初定天下到明王朝灭亡之时,明太祖及其后几代帝王曾把他们的儿子分封长沙,在这里建立了“捍卫王室”的藩屏。
早在1500多年以前,长沙就有过封王建藩的时代,著名的西汉长沙国即曾饮誉一时,绵延了200余年。此后,历代王朝又多封过长沙王,如西晋长沙厉王司马义,南朝时,宋长沙景王刘道怜、齐长沙威王萧晃、梁长沙宣武王萧懿、陈长沙王陈叔坚,唐朝长沙王李恪、党仁项、罗宏信等,但都仅食长沙租税,受封而不就国。甚至北朝时的北魏、北齐、北周等几个中原小朝廷也曾封有长沙王,则连长沙租税也不享有,仅仅遥取长沙之嘉名而已。因此,自西汉长沙国废之后的1000多年,历代的长沙王都只是虚封,早已不具有分封制的意义了。
朱元璋建国以后,鉴于宋元不建藩屏、王室孤立的教训,便参照汉晋南朝之制,大封子弟,分藩就国,企图永保其朱明帝国的统治。按明代的分封制,皇子封为亲王,授以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其封地建王府、设官吏,其宫室、冠服、车旗的规格仅下于皇帝一等,公侯大臣都要俯首拜调,地位极为尊贵。诸王在封地,没有治民之责,但有统兵之权。备王府都设有护卫,其兵士少者3千,多者近2万人;而且当地驻军调动,还必须有亲王令旨。于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成了代表皇帝监控地方军权的人物,而每一个王国则成了一个军事中心。 作为一个有过封王建国历史的名城和湖湘军政要地,长沙从明初开始就成了朱明帝胄的藩封之地,曾先后封有藩王4人,即明太祖朱元璋子潭王朱梓和谷王朱、仁宗朱高炽子襄宪王朱瞻、英宗朱祁镇子吉简王朱见浚,其中吉王传续7代,故有10王,就藩长沙计195年。在这近200年里,藩居长沙的皇子皇孙们挟天子之威仪,体尊位重,与道、府、县官共处一城,使长沙罩上了一种神秘的光圈,染上了浓重的藩王政治的色彩。
潭王朱梓为朱元璋第八子,1370年(洪武三年)封,1385年就藩长沙。当时,明王朝已给他建造了一座王府,设置了拥有3千兵士的长沙护卫。该王府建于长沙城正中原元朝湖南元帅府旧址,占地广阔,城垣高耸,外有城门,内有王殿官署,颇有藩王的气派。
据《明史·诸王列传》载,朱梓“英敏好学”,善作文章。在长沙时,他常召集王府儒臣饮酒赋诗,亲自评品其高下。又传说他“有恩于民”,常骑一匹白马出入城郊。其时,朱元璋大兴党狱,法网森严。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谭王妃於氏的父兄因坐“胡惟庸案”被杀,朱梓惶恐不安,在其皇父召他进宫之时,与於氏一道自焚而死。第一代长沙藩王温文儒雅,竟自毁于党禁之下,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同情,明初名臣夏原吉、明后期著名诗人袁宗道都曾写下诗篇,为之哀咏。
潭王以后,孤峙于长沙城内的藩王府陈冷落凄凉,度过了12个春秋。1402年 l1月,又有谷王朱封到长沙,成了王府的主人。
朱为朱元璋第十九子,洪武年间就藩宣府(今河北宣化),因宣府为古上谷地,故称谷王。1402年,他以打开南京金川城门、投靠燕王朱棣有功,被徙封长沙。朱为人奸险凶毒,在长沙时更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永乐初,原户部尚书、忠诚伯茹回归衡山故里,因过长沙时未能到王府拜调,他竟上奏朱棣,陷之以罪。茹因此下狱,饮药自尽。从此,朱“遂益骄肆”,强夺民田,侵取公税,擅杀无辜。王府长史虞廷纲几次谏劝,他不仅不听,反而诬陷廷纲诽谤亲王,将其肢解处死。
随着权势的扩张,朱的野心也迅速膨胀起来,竟至谋反。为此,他到处招收亡命之徒,操力兵法战阵,制造军器战舰,又大建佛寺,“度僧千人,为咒诅”。他与长沙卫指挥使张成,王府宦官吴智、刘信密相往还,叫张成为“师尚父”、吴、刘为“国老令公”,阴谋乘元宵进京献灯之机,选壮士教之音乐,随同进入宫禁,伺隙为变。他还致书在成都的蜀王朱椿,“欲结蜀为援”。后来蜀上之子朱悦避罪来到长沙,朱将之藏于王府,并诡言于众:“当得我开金川门放走的建文帝,现在府中,我将为之申大义,事发有日矣。”
朱狂妄自大即将谋反,很快就引起了外间的注意。不久,蜀王朱椿、谷王府护卫都督金事张兴先后上奏北京,揭发朱的阴谋。明成祖未核马上采取措施,命朱入朝陛见、放朱悦回蜀,并于1417年2月22日(永乐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将朱及其2子废为庶人,其官属多得死,粉碎了这起政变阴谋。传说朱被废后,万念俱灰,乃避往长沙县西70里一深山入寺为僧。其山灵谷深邃,有唐三藏大师所建宝宁禅寺,气势宏伟,朱盾后半生便消失在这烟火钟罄之中,此山后来也因此而被称为谷山。
谷王废罢之后,长沙王府又两换门庭。先是已故仁宗第八子襄宪王朱瞻,天1429年(宣德四年)就藩长沙,近半个世纪年又有英宗第七子吉简王朱见浚入主王府。这里,明朝诸藩早已失去往日的威权,原作为藩王亲军的长沙护卫也已经撤消。朱瞻在诸王中年龄“最长且贤”,“庄敬有令誉”,看来颇为谨慎,8年后即1436年(正统元年)徙藩襄阳。
吉简王朱见浚是明代长沙诸王中居国最久,也是唯一将王位传续了下来的一人。1477年(成化十三年),时年20岁的朱见浚来到长沙。就藩伊始,他就对原有王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工役浩繁,财费巨万”,修建起一座宏大的吉王府。据记载,吉王府“广袤若干里”,有城门4座,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门外有一座五檄石坊,其上端正中刻着4个赫然人目的大宇:“藩屏王城”。4门都建有营房,居住甲士1769户以守护禁城。王城内有王殿承运殿和书院、祠庙、仓库,外有王府的长史司、仪卫司、审理所、纪善所等大大小小十数个官署,其宫阙台阁、亭榭池塘布满了长沙府城东北和北部的大片地方,以至“城内地方半属王府”。而王府之地,不仅一般百姓不能进入,就是长沙府县官员、巡捕也“不得擅侵”。藩府倚仗权
势自行其政,甚至干预地方政务,“以掣有司之肘”;“奸人出没其间”,地方官也不敢问津,“莫可究诘”。吉王府一时成了长沙的城中之城、城中之国。
长沙藩王的封置,曾对稳定明王朝在长沙乃至湖湘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但极大地加重了长沙人民的负担。出身于帝王之家的朱氏子弟向来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封王后又纪嫔成群、侍从众多,还有大批的属官、卫士,衣食用度,开支浩大,都落到了地方。明初潭王就藩,岁禄万石,就是从长沙租赋中划给。吉王初封,“奏立王庄”,占田3万多亩,“每亩纳银四分”,到万历(1573-1619)年间更增加到4.6万亩。王庄园地增多,但朝廷粮赋不减,地方官只得将之分摊匀派,使长沙的粮赋大为加重。此外,王府的各种供支、劳役,也都通过府县官吏强加到百姓头上。明中后期朝廷财政拮据,而诸王支出更为繁浩,又以“长沙地土广阔、出产谷粟”,加派荆、辽、荣、楚、眠等5王府的禄米和襄王府柴薪,共值白银8万多两。如此沉重的负担,百姓不堪其命,连一些地方官员也深有怨气,曾大声呼道:“宗藩日盛”,“长沙之民不胜其苦矣!”
到1636年(崇祯九年),第七代吉王朱慈即位。这时,从陕北而起的农民大起义已经席卷中原,由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正雄视于山海关外,朱明皇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率大西农民军挺进湖南,一举攻克长沙。吉王朱慈仓皇南窜,屹立于长沙城内的吉王府也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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