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平如自述） 1922年，生于江西南城，爷爷是清朝时期的三品官，到父亲这一代，仍是大户人家。
我11岁的时候，父亲好友的女儿毛美棠来家里玩，她8岁，梳着辫子。我给她玩玩具，我们两个人呆了一个下午，没说什么话。
当时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将是我一生的伴侣。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怀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作为一名热血青年，饶平如也卷入到抗日的浪潮中去。
当时国共合作，在和日本人在打仗，到处都沸腾了。1940年，我上高二，没等到高三毕业，就去江西上饶，考取了黄埔军校。走之前，父亲赠诗一首 “倭寇侵华日，书生投笔时”。我在绿书包上缝了四个白色的大字“长征万里”。
的确是长征，我和同伴花了4个月，从江西走到位于成都的黄埔军校报到。当时战乱，有火车我们就坐火车，没有就走着过去。去时是秋天，还穿着短袖，到成都是冬天，我还穿着短袖，衣服破破烂烂，像个叫花子。
毕业之后，饶平如加入了国民党100军某炮兵营当观测员。1946年，战争结束，父亲从江西老家来信，让饶平如赶紧请假回家结婚。父亲当年的赠诗里还有一句“功成儿解甲，宜室拜重慈”。 “同生死，共患难，以沫相濡，天若有情天亦老;三载隔幽冥，绝音问，愁肠寸断，相思始觉海非深。”这是饶平如写的一首词，挤在画册的扉页，饶平如说，这是他画画的原因。
见到美棠之前，有人介绍过两个女朋友，我都不乐意。这个世界蛮奇怪的，其他人就是没有感觉。
确定关系后，有一天，我们在南昌的湖滨公园里谈恋爱，我不好意思说“我爱你”，唱了一首很流行的英文歌曲“Oh Rosemarry I Love You ”。
我们两个都喜欢音乐，她唱歌，我吹口琴。
结婚之后，我们先到贵州工作。1951年，我辗转来到上海，在江宁路上的大德医院做会计，兼职做做出版社编辑，每个月工资240元，当时一般人的收入几十块就不错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算命先生也说我“平生最利东南”。美棠不需要工作，在家做全职太太，还雇了一个保姆。
没想到，1958年，生活全变了。因为是国民党军人，饶平如被送到安徽六安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此后陆续在安徽某齿轮厂做工，跟妻子两地分居长达22年。这22年间，他们写了上千封信。
美棠给我的每一封信我都留着，当时我有个木头箱子，看完就锁在箱子里，隔几天拿出来看看。信上都是些美棠柴米油盐的家常事，大儿子找工作、家里没钱买菜。爱情啊什么都没有，哪有工夫谈那个。有时候美棠也会烦躁，会急，我只好安慰安慰她。
作为劳教分子的妻子，毛美棠也饱尝了世态炎凉，在一幅名为《变脸》的画中，美棠在背后给街道干部打招呼。对方看到是毛美棠后，原本堆着笑的脸，立刻板了起来。为了贴补家用，美棠去上海自然博物馆拉水泥，一个月赚十几块钱。
1959年，因为粮食紧缺，我全身浮肿，医务室让我休息，也没什么药可治。恰巧美棠寄来了一瓶乳白色的鱼肝油。这太有用了，我把半瓶鱼肝油倒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米饭又香又软，真是妙不可言，非常舒服。两天后，我的浮肿就消失了。 1979年，饶平如平反后回到上海，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做编辑。不幸的是，1992年，美棠被查出患有糖尿病和肾病。病到晚期，美棠的神志已经不清醒。有一天她称丈夫将自己的孙女藏了起来，不让她见，饶平如怎么说她都不信，八十多岁的他，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美棠从1992年开始发病，后来病重的时候，你说话，她看着你，没什么反应。后来我就用毛笔写大字，拿到她面前看，也不行。
有次她突然说想吃杏花楼(点心)，我就骑了20分钟的自行车，去龙柏新村给她买回来，买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忘了，也不想吃了。
2008年3月19日下午3点，家人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快不行了”。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和护士围着一圈，我在人群后面，离她十几步。她躺在病床上，朝右侧侧头，在人缝里找到了我，眼角流出了一滴眼泪，挂在眼角上。
我挤到病床前，握住她的手，帮她擦了眼泪。不到一分钟，她的手变得冰凉，监测仪上显示出一条直线。
我知道，这是永别。
饶平如喜欢丰子恺和叶浅予的画，经常买来学。从妻子去世之后，他开始作画，一方面怀念亡妻，一方面也是给子孙留下记录。孙女饶青欣介绍，他上午打拳，下午喝杯咖啡后，先构思，然后提笔画画。一幅小画，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现在，陪着饶平如生活的，是一只黄色家猫。他在家里的大家具都贴上了手写的字。上面写着红底大字“春”，看上去喜气洋洋。
90岁的时候，饶平如开始学钢琴，常弹的曲子里，有一首《送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