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8-03
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配置，以及对企业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现代企业管理既然以人为中心，在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人类传统思想文化的思索。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要在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面向全球性文化空间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作指导。本文通过审视中国优秀的先秦思想文化，探究现代企业管理与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的契合之处，以期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 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比较
现代企业企业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然而，其中的很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先秦思想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①
以下，我们就以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基础理论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契合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理念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1. 现代战略管理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战略谋划理念
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管理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融合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来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现代企业管理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②“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在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当然，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技”，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 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分”、“合”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③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观点。
先秦思想中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意义：④1、明确为完成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须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2、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
“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②
在分的基础上，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③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③
3. 现代领导理论与先秦思想中的领导指挥方法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④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④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地管理效果。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其二、现代企业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如R·布莱克和J·穆登设计的管理方格图和F·菲德勒提出的随机制宜理论。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4. 现代控制原理与先秦的“礼治”、“无为”之说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先秦思想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准确但更具柔性。正所谓“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持，故无失”。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的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问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些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5. 现代协调管理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贵和持中”理论
关于协调管理，中国先秦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
二、 结论
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本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以下预测：
1. 决策方面
中国先秦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⑤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前秦思想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中国未来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孙子兵法》对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和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内外部条件进行系统、动态考察的思维方法，对企业的决策者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2. 组织方面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先秦思想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
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
3. 领导方面
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5000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中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观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较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4. 控制方面
“厚德载物”，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先秦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5. 协调方面
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中的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的和谐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企业与雇员的和谐、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价值的精要。
总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跟中国先秦的管理哲学相融合最终以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二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⑤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先秦思想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情感与物质、和谐与原则，最终形成以先秦管理哲学为管理思想、西方管理技术为管理工具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要在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面向全球性文化空间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作指导。本文通过审视中国优秀的先秦思想文化，探究现代企业管理与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的契合之处，以期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 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比较
现代企业企业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然而，其中的很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先秦思想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①
以下，我们就以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基础理论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契合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理念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1. 现代战略管理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战略谋划理念
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管理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融合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来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现代企业管理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②“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在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当然，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技”，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 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分”、“合”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③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观点。
先秦思想中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意义：④1、明确为完成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须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2、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
“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②
在分的基础上，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③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③
3. 现代领导理论与先秦思想中的领导指挥方法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④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④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地管理效果。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其二、现代企业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如R·布莱克和J·穆登设计的管理方格图和F·菲德勒提出的随机制宜理论。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4. 现代控制原理与先秦的“礼治”、“无为”之说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先秦思想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准确但更具柔性。正所谓“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持，故无失”。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的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问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些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5. 现代协调管理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贵和持中”理论
关于协调管理，中国先秦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
二、 结论
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本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以下预测：
1. 决策方面
中国先秦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⑤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前秦思想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中国未来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孙子兵法》对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和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内外部条件进行系统、动态考察的思维方法，对企业的决策者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2. 组织方面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先秦思想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
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
3. 领导方面
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5000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中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观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较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4. 控制方面
“厚德载物”，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先秦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5. 协调方面
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中的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的和谐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企业与雇员的和谐、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中国先秦思想文化价值的精要。
总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跟中国先秦的管理哲学相融合最终以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二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⑤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先秦思想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情感与物质、和谐与原则，最终形成以先秦管理哲学为管理思想、西方管理技术为管理工具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相似回答
